日本是亚洲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打破了近代工业被欧洲垄断的格局。从商业机会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成为战争的受益国。实际上，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就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使日本工业变为废墟。二战后，借助美国军需物资供应的契机，日本走“贸易兴国”和“技术兴国”的发展战略，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并保持了1955-1973年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国家。日本工业发展历程中，政府与财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出资兴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1880年，明治政府出售国有资产，三井、三菱、住友等家族财团得以壮大。日本财阀占据了工业产业的重要地位，当家族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日本工业企业通过股权社会化完成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保证了工业企业的持续发展。
韩国属于由国家主导的追赶型工业国家，用50年的时间走过了欧洲国家200年的工业化历程。韩国的工业基础源于20世纪初期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重工业主要在北朝鲜。1945年朝鲜南北战争后，长期以农业为主导、资源贫乏的韩国选择了工业化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代韩国将国家的重心放到经济发展上，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韩国形成了政府主导和财阀集团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上世纪80年代，这种快速发展的模式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原有的模式难以为继。
1997年金融危机前，政府是韩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资金的分配也是通过政府支配下的银行实现的。韩国政府在第5个五年计划和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并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韩国工业的创新和国际化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体制瓶颈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早在19世纪初期，拉美国家就开始了民族经济发展道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逐步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开启自主现代化进程，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被全世界赞誉的发展奇迹。上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多数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几乎停滞不前；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在2008年又回升到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几经反复、始终未能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的门槛，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全地区的公开失业率超过10%，20世纪90年代初虽有下降，但不少国家的失业率仍在10%以上，再加上拥有大量的半失业人口，拉美地区实际上有近一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1980-1990年的10年间，拉美地区公共部门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平均下降了30%，工业领域平均下降了17%。
跟随型国家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但这个过程通常都会形成利益集中，引发社会矛盾。这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收入水平时，能源、资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精英集团”、利益团体占据大量社会资源，腐败和寻租使得稀缺性资源无法按照效益指标进行市场化分配，工业化效率低下；再加上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失灵导致的宏观调控偏差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这些国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结构失衡与体制改革
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人类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政治主张基础上选择了不同的工业化路线。
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基本上都是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开始的，最初都是纺织类轻工业率先得到发展。随着国力的强大，人们对交通与住房的需求上升，同时，这些国家开始提升武力扩张版图，推进了本国重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将重工业能力转化为基础建设与科技能力。
前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同时也消灭了市场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全盘引进前苏联工业制造体系的同时也引进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前苏联和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化道路，服务于国家战备需求的武器装备，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为优先发展的政治目标。前苏联庞大的科研团队与大量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需求上的满足。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充分吸收和转化原有的科研成果，社会矛盾日渐深化。
至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中国两大计划经济体的工业体系都严重僵化，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两国开始重新探寻经济发展的制度，先后开始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发展的体制机制演变过程来看，先行工业化国家由于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激发了创造力，但放任的市场走到一定的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与调控。跟随性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政府本身的主导将本国工业带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但到一定的阶段，国有体制的创新机制不足和精英集团的内部腐败会阻碍工业乃至全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是德国、日本、韩国等成熟的工业国家共同的选择，如果改革能够突破原有的障碍，工业发展就有机会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和超越，如果不能通过制度遏制腐败或建立创新机制，跟随性国家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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