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比如，即便在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上，中国制造面临“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等问题。
再比如，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的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四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
杨帆称，反映一国制造业能力的关键是国家设备(装备)制造业。但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
他认为，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中国在产业升级路径上继续发挥比较优势，但目前“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我们通过对中国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总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很难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中国制造”的得与失，要放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观察，这甚至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金融危机爆发让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垄断在跨国公司手中的，它通过“两头通吃”的方式，把绝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垄断资本手中：一方面，跨国公司以“卖主垄断”排除了在最终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它同时在生产者市场上创造了“买主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产品不断被压低。
这个循环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都以利润形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作为“中间商”的跨国公司手中，这不仅没有增加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真实购买力，也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制造”虽然干了很多活儿，但中国劳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
他说：“跨国公司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而且造成发达国家的内需严重不足，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
只有“血拼科研”，才能掌握未来
对任何国家来说，真正的财富创造要靠制造业。
江涌认为，美国制造业虽然仍很强大，但从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他们的社会精英都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企业并购和媒体等部门，而技术创新缺乏人才储备，工程师们被边缘化，使得制造业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导致“生产力日趋萎缩、科技创新日趋衰弱、经济引擎日趋乏力”。这样，泡沫化的经济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可以赚大钱、赚快钱”，从事制造业的人，纷纷“弃实务虚”，直接去搞“以钱生钱”的资本游戏。
这正是“中国制造”需要严加防范的“腐朽”倾向。
杨帆也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是能够控制住房地产泡沫，使过剩资本和产业资本能够用于技术进步，而不是进入泡沫经济。
他表示，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中后期阶段，有庞大的投资需求，钢产量是主要标志，从1949年30万吨增加到现在的6亿吨，而美国一直在1亿吨徘徊。但中国钢铁存量只有美国的50%，数年之后存量赶上美国，钢产量和经济速度都会降低。
“说中国经济速度逐年下降并没有错，但这是与经济结构调整、效益和质量提高同时进行的，并不意味着经济有问题，”杨帆说，“相反，速度不下来，结构不改善，才是问题;泡沫经济崩溃使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降，才是大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认为，虽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追赶美国的速度很快，不过从劳动生产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上看，中国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5。这主要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
其实，就产值规模来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技术水平及相应的利润分配，“中国制造”远远达不到“美国制造”的地位。这个结论，只要看看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分布就很清楚了。
“中国制造”不能被世界第一的虚名所累。 从1990年代IT产业革命开始，美国的确让出了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中、低端制造业，但是在能够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高端技术、专利、军工、标准、品牌、设计等领域，“美国制造”还是留在了本土。今年以来，所谓“美国制造”回流，也多是高端技术、高利润制造业。
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宋晓军称，“通俗地说，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在于他是全能选手，而其他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多多少少都有点儿残疾。”他认为，这也决定了中国这名选手，要完成的技术动作，“难度系数”最高，所以必须“血拼科研”!
杨帆说，“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据他调研，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用7000万元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用1000万元人民币;“长三甲”火箭开发费用，中国也为国外的几十分之一。
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比较优势”，应该体现在技术和研发层面。中国必须在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超级产业”下大功夫，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等。
他表示，中国制造可以走“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同时，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