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问题之所以受到目前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因为今年2月14日，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全国税收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已接近9万亿，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同期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达103740亿元，增长24.8%。而去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则为9.2%。
在此大背景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表示，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2005-2011财政预算、财政收入及税收收入走势图
事实上，在官方报告中，“结构性减税”也已经多次出现。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不仅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税收收入“超预算”高速增长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GDP超47万亿，同比增长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资料显示，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税收增速也接近20%。再从绝对额来说，2011年的税收收入已经是2000年的7倍。
在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的背后，是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年年超预算增长。
去年公共财政预算计划全国财政收入为89720亿元。但从去年实际财政收入数据来看，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远超年初的公共财政预算。其中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分税种来看，即使调整个税免征额，去年个人所得税仍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
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测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
“各地税收都有任务，虽然提出减税往往不是实质性减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人大应该设立控制财政税收超预算增长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在提案中称，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李剑阁，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他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
“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
在全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中国税负到底重不重”的讨论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去年底，财政部人士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在昨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杨元庆就大倒苦水，称由于中国税收高，致使其电脑在中国卖比外国卖贵。
据了解，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税负的指标为宏观税负，即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来衡量。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为税收占GDP的比重；中口径宏观税负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口径宏观税负为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宏观税负是指居民的整体国民经济负担情况。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方式不同，我们财政收入外还有很多收入没有加进去，比较大就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如果将政府各项收入全部计算在内，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在35%以上。”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认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意味着税负重，而同样占比不高也不意味着税负轻，还要比较财政收入的返还程度。
“不在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不高，而在于纳税人是不是感到痛苦。”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在我国，包括社保、医疗保险、教育等公共财政支出尚没有覆盖全民，政府返还不是很多，这跟其他国家不同。很多国家虽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但返还程度高，居民得到的实惠多，所以对税负痛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公共服务数量不够、质量不高”
“财政收入必须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挂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税负占比高些，但老百姓不感觉重，因为财政支出大部分都包下来了，我们政府包了多少？我们的公共服务明显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安体富表示判断税负是否过重，要综合收入和支出来判断。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为108930亿元。其中列举了“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运输、公共安全、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方面的支出。此前，《人民日报》刊文称我国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但安体富介绍，财政支出以前分为五大类，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真正用于民生的就是科教文卫一项。
“现在不这么划分了，现在的划分让人有些看不清楚。此外，每项支出也不清楚，比如教育支出，用于教育部等相关人员的支出也算作教育支出，那就没法算了。”安体富认为，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挥霍太大、浪费太多。
结构性减税战略重在落实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连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各方在要求政府支出应该更加透明、公开的，让更多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同时，对于减税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刘桓表示，减税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我国启动大的税制改革。2002年以后官方开始提出“结构性减税”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称，在实际工作中，许多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减税和增税两个不同观念的战略博弈。而未来不仅应在文件中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战略，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落实这个战略。
去年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与此同时，增税也同步进行，如资源税全面实行按价格计征。
“其实减税就是减税、增税就是增税，我们现在提出结构性减税，从税种来看是要有增有减，但算总账必须是减税。”安体富说。
李剑阁此次两会提案则建议政府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社会财富多让个人自主支配，幸福指数更高。他指出，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行政管理成本十分高昂，资金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也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
“至少要减几千亿税”
在减税的实质动作上，李剑阁称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呼吁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1万亿元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
许善达在此前接受本报专访时也称，减税的规模应该是千亿数量级，至少要减几千亿的税才能真正发挥效应，我国政府有充分的减税空间。
昨日，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被作为今年工作重点提出。报告称，今年要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展营业税收改征增值税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