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周祖城教授有一门面向MBA学生的课程——“管理伦理”，这在国内商学院里并不多见，他在最近上课时讲了一个案例，引起MBA学生的热烈讨论。
这个案例就来自于学生，有一个企业的A女士经过自身的努力，晋升到高级经理的职位上，后来新总裁走马上任，要对公司的战略做调整，A女士的部门在裁并的范围内，A女士要被裁掉，但是合同期没满，公司把她裁掉要赔偿一笔不菲的费用，于是新总裁就让A女士做初级经理，让A女士的下属当高级经理，让A女士向她汇报，A女士受不了这口气提出要离开，于是公司就省掉了一笔赔偿费，而被提拔上去的人后来也被裁掉了。
“大家觉得这个企业好像对员工不够负责任，有同学困惑了，现在这样的情况蛮多见的，他们又讲了好多类似的做法，有的甚至比这个还要恶劣。”周祖城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履行社会责任和规划企业发展两难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好的措施可以给大家一个示范，“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企业优劣的重要标杆。当前，国内也正在兴起新一轮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团体相继投入到履行社会责任活动中，政府机构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推进方面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和实践引导工作。而我国社会处于又一个新的转型期，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
周祖城专门做了一项关于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12月1日，在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中，有274家在2011年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其中，125家是强制发布的，149家是自愿发布的;有221家发布了独立报告，53家整合在财务年报中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报告中提到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八大类，基本上都会提到员工、环境、股东、客户、社区，而且员工提的最多，“几乎所有的报告都会提到企业对员工是怎么怎么负责任的”，周祖城说，相对来说，供应商、政府、竞争者提到的比较少。
周祖城认为，从这个结果来看，企业界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比过去全面得多，“一开始我们把社会责任理解成做慈善，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不等同于做慈善，更多是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对员工、环境、股东、客户都要负责，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从自愿发布的报告来看，西北地区发布报告的比例最高(50.0%)，东北地区最低(18.5%)，其他地区介于26.6%与36.2%之间。从企业类型来看，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布报告比例最高(40.0%)，国有企业其次(38.8%)，民营企业最低(24.8%)。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仍然参差不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不过周祖城解释，之所以国有企业发布报告的比例远高于民营企业有一个原因，因为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发布过一个规定，要求中央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一般来说，中央企业是会去发布的，而对民营企业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给他做明确的要求，这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周祖城认为，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跟外资企业相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面对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需要尊重利益相关者，“当然，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有独特的责任，另外，国家对他的要求和投资者对他的要求不一样，所以他承担的责任会有所不同。而民企跟外企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不过，身为民营企业的代表，伽蓝集团公关总监陈涓玲认为，民营企业做企业社会责任存在非常大的挑战和困难，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她举例说，伽蓝集团有一个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项目，合作伙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但是联合国任何组织在中国不能落地，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某个机构才能落地，“在这之间存在着彼此的妥协，在妥协之前需要一种信任”。
